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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論文

    宋代浙東地區私鹽制販與國家治理模式的演變

    時間:2021年03月06日 所屬分類:經濟論文 點擊次數:

    摘 要:宋代食鹽專賣制度下,浙東鹽

      摘 要:宋代食鹽專賣制度下,浙東鹽場、州倉存在不按時、不依額發放或減克鹽戶鹽本錢以及肆意侵奪鹽戶鹽貨諸弊端,鹽戶因而被迫從事私鹽制販活動以完納鹽課與維持生計‍‌‍‍‌‍‌‍‍‍‌‍‍‌‍‍‍‌‍‍‌‍‍‍‌‍‍‍‍‌‍‌‍‌‍‌‍‍‌‍‍‍‍‍‍‍‍‍‌‍‍‌‍‍‌‍‌‍‌‍。 同時,豐厚的鹽利成為鹽戶熱衷制販私鹽另一重要誘因,居于鹽鹵之地的瀕海細民亦為鹽利所誘煎販私鹽。 這兩大群體隨即成為浙東私鹽的持久供應者。 活躍于浙東私鹽市場的不法商旅是鹽戶、瀕海細民所產私鹽的主要收集者,由其將私鹽販賣至各地。 至此,浙東私鹽制販體系得以構建。 面對愈演愈烈的浙東私鹽制販活動,宋廷被動地以灶甲制、巡檢寨、私鹽律等舉措予以預防并施以程度不等的懲治,由此不斷強化國家對浙東鹽業場域的治理力度。 由于浙東地方執行者基于自利性考量,多選擇與私鹽制販者結成利益共同體,從而致使國家治理措施難以收到預期效果。 然究浙東私鹽始終無法根絕的深層次原因,乃在于宋廷只是一味地強力維系業已僵化的食鹽專賣體制,而未曾基于鹽戶、鹽商利益對該體制進行必要的調適。

      關鍵詞:宋代; 浙東; 私鹽制販; 國家治理; 演變

      一、引 言

      食鹽私煎私販自唐中葉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后,隨著時間推移,呈現出愈來愈重的發展態勢。 兩宋時期更是達到古代中國私鹽販易的一個高峰,其時私鹽販易構成復雜、人數頗眾,制鬻私鹽活動規模壯觀并遍及整個宋境,時間自北宋初持續至南宋末①。 作為宋代海鹽重要產區的浙東,每年為宋廷提供巨額鹽利收入。 因此之故,宋廷對浙東鹽業實施壟斷性經營,對食鹽生產、運銷諸環節控制亦是十分嚴格。 然而,浙東私鹽制販活動卻頗為活躍,遍及食鹽煎煉、儲運、販易諸環節,成為全國私鹽活動極為猖獗的地區。

      作者:張宏利 劉 璐

      學界關于宋代私鹽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 大陸學者張家駒最早在論述南宋兩浙鹽政時涉及私鹽煮販情形②。 大陸學界自此至20世紀40年代一直在探討宋代鹽政、鹽業生產等時附帶提及私鹽問題,此后對該問題的研究則陷入沉寂狀態③。 降至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再度關注宋朝私鹽問題且持續發力,由此改變大陸學界缺乏專論性研究成果的局面。 郭正忠首先從干擾官鹽運銷視角論述私鹽興熾之形①。

      國家治理論文范例:中國傳統國家治理觀中的本末論

      漆俠接著概述東南私鹽興販情況②。 史繼剛隨后發表多篇專題性論文,先是分析宋代私鹽盛行原因及影響,之后論述宋代政府防范私鹽措施,進而考察私鹽販構成情形,最后研討宋代私鹽主要供給渠道及運銷方式③。 受此影響,學人從官吏私鹽販易、私鹽律與鹽子獄、私鹽販特征諸方面推進該研究④,一些學者以區域史視角討論某地區私鹽問題⑤,部分研究者考察宋代鹽業時亦會論及私鹽問題⑥。

      日本學者研究宋代私鹽問題的成果集中于20世紀60-80年代,這很好地彌補了大陸此間研究成果空白的狀況。 吉田寅在60年代已對宋代私鹽作專題性研究,重點考察南宋私鹽流通情形及政府防范私鹽政策⑦。 此后,久;葑訉Ρ彼握绾翁幜P私鹽煎販者做了專門性討論⑧。 可以講,日本學者雖最早對宋代私鹽問題開展專門性研究,但文章并不多,研究者更多在研討宋代鹽業、鹽鈔、鹽法等議題時,或多或少地涉及私鹽問題⑨。 這之后,日本學者未能在該領域繼續耕拓,相關研究成果亦難以得見。

      我國港臺地區學者也對宋代私鹽有著深入地研究。 香港學人程光裕于1948年簡要言及宋代商人購銷私鹽、輯查私鹽官兵、私鹽法⑩。 之后,香港學者關涉宋代私鹽的論著則很難見到。 與此不同的是,臺灣學界一直有相關成果問世。 林瑞翰簡單敘述宋代因鹽產官榷引起的私販情形○11 。 林氏弟子梁庚堯深受其影響,在南宋鹽業領域筆耕不輟。 他在考察宋境不同區域鹽政時,程度不等地涉及南宋淮浙私鹽之于鹽場鹽灶與產量的影響、福建私鹽與鈔鹽法間關系、廣南食鹽走私活動、四川私鹽對官鹽市場的影響○12。 在此基礎上,梁氏對南宋時期私鹽作專題研究,重點研討私鹽產銷、鹽寇活動與社會秩序、政府防治私鹽舉措與效果等問題①。

      綜合上述,大陸學者最早關注宋代私鹽問題,但專題性研究成果則要晚于日本學者。 與此相比,日本學人先行研究起步雖晚,卻最早出現專門性研究成果。 就學界研究趨勢而言,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此后日本學界相關研究處于停滯狀態,而我國大陸和港臺地區學者則持續發力,不斷推進其研究,呈現出欣欣向榮之態。 總的來看,研究者大多從整體上研討宋代私鹽問題,深入探究某一區域私鹽的成果不多。

      學界既有成果多集中于研討私鹽盛行原因、來源、運販、影響諸問題,卻很少探討私鹽制販運作實態及其演變情形。 學者們主要基于經濟史視角研究宋代私鹽問題,且多以國家視域自上而下研討該問題,以“在地化”視角自下而上看待宋代私鹽問題的研究成果較少。 有鑒于此,本文擬以“在地化”視角闡釋浙東地區鹽戶、瀕海細民、不法鹽商制販私鹽活動,并以國家治理維度考察中央政府、浙東地方官府因應私鹽的舉措與困境。

      二、浙東鹽務苛政與鹽戶生計

      在宋代食鹽專賣制度設計下,浙東諸鹽場是基層鹽業管理機構,其職責一是向鹽戶發放鹽本錢,二是收納鹽戶鹽貨。 實際上,鹽場未能完全依照宋廷制度設計運行,某種程度上卻成為食鹽專賣制度的破壞者。 這主要表現在:一是鹽場不依時、依額發放鹽本錢; 二是鹽場藉宋廷賦予的權力肆意并持久地侵奪亭戶鹽貨。 隨著時間的推移,浙東鹽場上述所作所為發展成為浙東鹽務苛政。

      這首先表現在鹽場官吏拖欠、欺取鹽戶本錢以及上等鹽戶掩取中下等鹽戶鹽本錢。 鹽本錢是宋廷用于收購鹽戶鹽產的買鹽錢‍‌‍‍‌‍‌‍‍‍‌‍‍‌‍‍‍‌‍‍‌‍‍‍‌‍‍‍‍‌‍‌‍‌‍‌‍‍‌‍‍‍‍‍‍‍‍‍‌‍‍‌‍‍‌‍‌‍‌‍。 由于鹽場所處沿海灘涂為貧瘠的鹽堿地,基本不產糧食,鹽戶只能以官府發給的鹽本錢為生產成本和生活依靠②。 依照宋廷規定,鹽場負責向鹽戶發放鹽本錢③,“支鹽本錢分上下次。 先以上次五分發下催煎場,呼名支散,貧戶下戶均沾本柄,下次五分留買納場,候發鹽到,秤見實數,卻行貼支”④。

      雖然如此,但鹽場并未完全予以遵守。 翻檢文獻可知,參知政事王隨最早于明道二年(1033)提到鹽場拖欠鹽戶本錢⑤。 此后鹽場拖欠鹽戶本錢事例呈現增多趨勢,且愈來愈嚴重。 宋廷雖明文規定鹽戶所產之鹽“到場秤盤既畢,即時支還本錢”,實際情況卻是“近來錢在支倉,百端艱阻,隱匿窠名,樁留在庫,卻與民戶徑經上司指定名色,擅行借貸以萬計,是致下戶有鹽在官,積欠鹽本錢不可勝數”⑥。

      值得注意的是,文獻關于北宋鹽場克扣鹽民本錢的記載較少,進入南宋后逐漸增多,不僅愈為普遍,而且數額也頗巨⑦。 不僅如此,南宋時期出現新的現象,即主管浙東諸鹽場的浙東提舉司開始侵占鹽戶本錢。 宋廷乾道元年(1165)撥支浙東鹽戶本錢,“訪聞多是提舉司并本州主管司當行人吏通行邀阻,不與依時支給,或容干請計會,方行支付,分數減克。 其逐場率多科擾,及衷私將鹽本錢以公使為名,妄有支費”①。 浙東提舉司此舉無疑加重鹽務機構侵害鹽戶利益的情勢,鹽場克扣鹽戶本錢事態日趨嚴重,鹽戶生產生活環境更為惡劣。

      鹽戶所遭剝削尚不限于此,宋廷于慶元府創置的茶鹽分司,“為分司者皆是小官,赫然自振監司之體,吏卒數百,牌匣專人,紛然四處,亭戶田廬剝賣既盡,無以應其誅求,則又預將鹽倉所管亭戶將來合得本錢先自私借分擘,名曰文憑錢”②。 此后鹽場不僅改變支付鹽本錢時間,而且刻意降低支償鹽戶本錢額度,鹽戶納鹽多而所得本錢則少,“向來亭戶先請本錢而后納鹽,其后則先納鹽而后請錢。 今買納到鹽出賣獲利,稱息數倍,乃猶占恡,不肯給還元價。 縱或支償,十未一二,幾于白納而已”③。 其后,浙東提舉司及所屬諸鹽場移借鹽本錢之勢幾無以復加。 鹽丁詳敘其情形為:“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為敖底鹽錢,二千緡為官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余,散及亭戶者無幾。 每斤必雙秤,所請本錢莫償澄滷買薪之費。 ”④

      浙東諸鹽場不能按時售出鹽貨是鹽戶無法盡得鹽本錢另一重要原因。 浙東鹽場鹽本錢來源:一是宋廷預留官錢,二是鹽場售鹽收入。 宋廷雖預留部分官錢作為鹽戶本錢,但鹽貨所得乃是鹽本錢主要依賴之源⑤。 浙東官鹽滯銷現象較為嚴重,“溫州諸場有管積鹽,雖立限半年,加饒給賣,今限滿,發泄未至通快”,“溫、臺州買納正耗鹽數,逐年支發比較皆不及三分之一”⑥。

      浙東提舉司將其原因歸于交通不便而客人不愿前來請販,“溫鹽水路由海道,陸路涉山嶺,客人少肯請販”,“緣二州登山涉海,從來少有大商興販”⑦。 另需注意的是,浙東“私鹽盛行,侵奪客販,致積壓官鹽支發不行,因致拖欠亭戶本錢浩瀚”⑧。 可以說,由于鹽場經常存在官鹽無法按時全部出售情況,導致鹽本錢來源具有極強的不穩定性,無法依時、依額向鹽戶發放鹽本錢便成為常態。

      尚不限于此,浙東諸場鹽民還要遭受鹽場官吏、上等鹽戶的刻意剝奪。 鹽場官吏欺取或以折納之名多取鹽戶本錢事例較多,如場官“但欲得錢,高價抑納,虛銷簿書”,“創為倒灶之說,如亭戶納鹽兩限,則場官虛申三限,本錢一到,則拘收虛申之錢數”,“先本錢之未支,預作亭戶名目潛借鹽倉本錢”,“諸場統催、都催、都長等掩取眾戶本錢”⑨。 不惟如此,官吏對鹽戶本錢,“不獨欺取于既散之后,又且摟借于未散之先”⑩。 上等鹽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有意識地侵損中下等鹽戶利益,普遍做法是冒領后者鹽本錢。 舊例中下等鹽戶由上等鹽民發放本錢,這為上等鹽戶侵占中下等鹽戶本錢提供了可乘之機。

      史載:“緣催煎地遠,內有貧乏下戶無力守等交秤,支請本錢。 上等有力亭戶一狀有請數千貫者,下戶有經年不得本錢。 ”① 更有甚者,部分上戶“與監官結扇,騙取小戶本錢”,“不自煎鹽,反以都長統催為名,奪取小戶勤身苦體賣肉所得之錢”②。 對鹽場官吏、上等鹽戶欺剝鹽民本錢行徑,時人明確指出浙東提舉司人吏諸色之欺取為該弊端本源,場官、上戶之掩取皆弊之末流③。

      浙東鹽場上述所為已為宋廷知悉,故屢下詔令其依時、依額支給鹽戶本錢,并嚴格約束地方官員玩忽職守行為。 宋廷“屢下詔書輒及之,命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后令淮浙買鹽監官“依限支錢,不可少有邀阻”,“將日前所欠亭戶本錢盡數支還。 自今收買到鹽,即時給付元直,不得仰勒虧減。 如更不許,許亭戶越訴”,“如買不盡若支錢違限,并徒二年; 因而乞取減克者,官勒停,吏配千里”④。 實際上,宋廷所規并沒有被浙東鹽場諸官吏有效執行。

      這種情形下,宋廷只能要求浙東提舉司嚴加約束所屬鹽場官吏,并令提舉官親臨諸場查驗鹽本錢發放情形,對違反者施以不同懲處,且允許鹽戶越訴告發⑤。 據文獻記載,浙東提舉司對鹽場官吏欺取本錢等行為的確有過約束⑥。 然而,以浙東鹽場惡意拖欠克減鹽戶本錢呈現愈來愈重的發展態勢觀之,浙東提舉司約束之法并未奏效。 伴隨著南宋中晚期鹽務組織由上而下皆已腐化,致使原已存在的種種弊端更是變本加厲,鹽戶更是經常取不到應有的鹽本錢。 ⑦ 正因宋廷只是以政令形式嚴令浙東提舉司、鹽場及時及額發放鹽本錢,卻沒有制度性保障舉措,致使鹽戶不能按時及額獲得本錢的局面未能發生根本性改變。

      浙東鹽務苛政之二是鹽場、州倉官吏侵奪鹽戶煎煉的鹽貨。 宋廷規定:“鹽場秤買亭戶鹽貨,依法兩平交秤,每袋以三百斤裝角。 ”⑧ 實際運行中,浙東鹽場為吸引商人前來販鹽而“有大搭斤重之弊,上虧鹽額,下損亭戶”,宋廷為此詔給浙東提舉官“照條鹽袋并以三百斤裝打,不管分毫大搭……如有違戾,即將提舉官及本屬官吏申取朝廷指揮,重行責罰。 若點檢后再敢拆袋暗增斤重,許諸邑人陳告,得實,犯人依私鹽法斷罪追賞”⑨。 宋廷雖有如此規定,卻未對場官侵奪鹽貨行為起到明顯的遏制作用‍‌‍‍‌‍‌‍‍‍‌‍‍‌‍‍‍‌‍‍‌‍‍‍‌‍‍‍‍‌‍‌‍‌‍‌‍‍‌‍‍‍‍‍‍‍‍‍‌‍‍‌‍‍‌‍‌‍‌‍。

      正是在此背景下,宋廷于各州增設州倉,以削奪鹽場權力。 然而出乎宋廷預料的是,州倉的設置非但沒有清除關防搭帶欺弊,反而造成州倉侵漁鹽場,致使后者將增添鹽貨復轉嫁于鹽戶。 文獻記載:“一州有管鹽場四處,各已立定多寡之額,分為甲乙丙丁四等,每遇客旅支鹽,隨其分數,謂之品搭支撥。

      后奸弊日滋,許令客人指場投請,支倉人吏因緣為奸,遂與客旅通同揀諸場鹽袋斤兩高者,方行投請。 諸場之鹽憚于停留,各欲發泄,至有添二十斤或三十斤在袋。 遂至諸場暗失官鹽,無從而補,唯于亭戶處重秤浮鹽。 ”⑩ 據此可知,鹽場與州倉在鹽貨交納過程中形成掣肘之勢,彼此之間的制衡作用未能得到發揮,原有積弊反而日深。

      宋廷為革除這一弊端而命浙東提舉司:“今后發鹽須管計程立限,運赴鹽倉即時交納。 ”①然則,諸州倉皆未能嚴格遵行宋廷此規,反致鹽戶遭受般剝銷折之患與多付登涉道路之費,宋廷終罷州倉而依舊在鹽場支給②。 州倉廢除后隨即出現“場分迂遠,客人艱于般請,及諸場競相增加斤數,輕重不等”諸問題,宋廷依浙東提鹽邵大受所奏而復置州倉支鹽③。 于此可言,鹽戶非但沒有在浙東鹽業機構改革中獲利,反而受到鹽場、州倉的雙重擾奪。

      鹽場、州倉常以優待商人的名義而要求鹽民多納食鹽,此舉無疑加劇了鹽戶的貧困化,“今淮、浙路支鹽倉與買納場相為表里,務欲招誘客人,或受客人計囑,往往多搭斤數,有增數千斤者,是致亭戶詞訴不絕”,故時人稱之為“雖名優潤商旅,而實坐困亭戶”④。 盧益論述此事為:“前日建議者謂就場支鹽,多有搭帶,故逐州置倉,以防私予之弊。 竊恐其弊今在諸場,而又在諸倉也。 ”⑤

      在此種情勢下,宋廷希冀通過增大對鹽場擅加斤重行為的懲處力度來遏制其發展態勢。 “淮、浙鹽場買納亭戶鹽,鹽官、公吏大秤斤重,罪輕者并徒一年,許亭戶越訴。 即將大秤到鹽妄作亭戶支請官鹽錢入已,計贓,以自盜論。 并許人告捕,賞錢二百貫文。 提舉官常切檢察,知而不舉,并監官知情,與同罪; 不覺察者,各杖一百。 ”⑥ 以實際效果而言,上述規條大多停留于紙面,偶有落于實處者。

      浙東鹽場、州倉收買鹽貨,“多是大秤斤重,少支價錢,卻將寬剩鹽數妄作亭戶入中,支請官錢,分受入己”,宋廷對此僅“令提舉司檢坐元降指揮,行下禁戢”而已⑦。 當然,宋廷對私增斤重行為偶或施以重懲,監明州昌國買納鹽場兼催煎張廣仁“在任增秤亭戶鹽,于亭戶單狀內添寫鹽數,盜請官錢入己”,而被宋廷“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決脊杖二十,刺面,配惠州牢城”⑧。 整體看來,宋廷所制規條未得到全面、有效地實施,從而導致官吏私搭鹽貨之風盛行,鹽戶因此生計艱難。

      在浙東諸鹽場與州倉持久地拖欠、減克鹽戶本錢以及侵奪亭戶鹽貨,宋廷卻無力改變該局面的情形之下,鹽戶盡罹苛刻之苦,其制鹽活動、全家生活隨即陷入困乏的境地。 柳永描述鹽戶困苦之景為,“周而復始無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驅妻逐子課工程,雖作人形俱菜色。

      鬻海之民何辛苦,安得母富子不貧”⑨。 浙東提舉黃震言其凄慘之狀為,“鶉衣鵠形,流離餓莩者,滿東西浙皆是也”⑩。 不僅如此,還有鹽場官吏行推排之虐政,“余姚局章支鹽行石堰西場以上岸山地水田,推排堿地鹽袋,亭戶賣上岸之產,以實納虛增之鹽,產業既盡,鹽無可買”○11 。 黃震因此而感嘆“天下有生之類,未有苦于亭戶者也”,“民生苦惱無如亭戶,日受鞭撻無如亭戶”①。

      陷入困苦之中的鹽戶常將制販私鹽作為重要生存策略,僅在極少數情況下有些鹽戶為躲避鹽課被迫逃離鹽場而成為反抗苛政的流民②。 浙東鹽戶積年不得本錢而致逃亡已多,錢清鹽場所屬鹽戶大多逃亡,黃姚一場更是無戶可招③。 鹽戶被逼到生存絕境之時,便會采用極端方式回應鹽場。 鳴鶴東西場亭丁因場官拖欠鹽本錢而作過,沿途間有被官府殺傷者,有逃竄山谷者,導致一鄉驚擾,幾不聊生④。

      慶元茶鹽分司肆意掠取鹽戶而致后者“本錢既充文憑,鹽課惟事劫取,以致流亡大半,課額頓虧,至今春遂群起為盜矣”⑤。 黃震敘述鹽戶謀生無望而奮起反抗之因由、演變情形為:“照得沿海亭民積年被官吏椎剝,并不曾有本錢到亭戶之手,反日事鞭撻,倍數取鹽,以此亭民不勝其苦,流亡大半……今歲餓荒,無所謀食,官吏酷虐如故,于是萌等死之心,所在相挺為盜,殺傷死亡者十居二三”,“諸場委是敗壞殘零,見存無幾”⑥。

      總的來看,隨著本位利益取向日深,鹽場和州倉拖欠、克扣鹽戶鹽本錢及侵奪鹽戶鹽貨演化為常態化的行為,業已顯現出濫用權力的趨向。 宋廷對此卻缺乏有效地約制,導致二者很容易出現擅權行為,鹽場、州倉由此對鹽民稽留割剝,形成百端騷擾之勢,嚴重侵犯鹽戶利益,直接導致鹽戶普遍貧困化。 相對應的則是,鹽戶處于弱勢地位,其力量無法對鹽場、州倉官吏構成抗衡之勢,其權益自然得不到有力地保障。 在此背景下,鹽戶為維持生計、完納宋廷鹽額,不得不從事私鹽制販活動,這成為他們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

      三、浙東私鹽制販體系的構建

      文獻詳敘有力鹽戶與貧下鹽民食鹽煎煉的具體情形。 有力鹽戶常以占據的鹽場盤灶煎出正額以外的鹽貨,“淮浙鹽一場十灶,每灶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雨則停……其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私煎三十六萬斤矣”。 ⑦ 貧下鹽戶雖無法在盤灶煎鹽,卻于管制之外的夜晚另行煎煮,“亭戶小火一灶之下無慮二十家,家皆有鑊,一家通夜必煎兩鑊,得鹽六十斤。 十灶二百家,以季計之,則鑊子鹽又百余萬斤矣。 ”⑧ 據此可窺見鹽民私鹽生產之一端,抑可推知其生產規模之龐大。 伴隨北宋中葉至南宋中葉海鹽生產技術的進步,鹽戶生產私鹽能力更是得到加強⑨。

      浙東私鹽煎賣另一不可忽視的群體是瀕海細民,他們以地利之便而肆意煎販食鹽。 文獻載:“東海皆鹽也。 茍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其地產鹽,類多私販,因以為盜”⑩。 明州是沿海民眾從事食鹽私煎私售的重點區域,“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超等四百六十余家,刮土淋鹵煎鹽”①‍‌‍‍‌‍‌‍‍‍‌‍‍‌‍‍‍‌‍‍‌‍‍‍‌‍‍‍‍‌‍‌‍‌‍‌‍‍‌‍‍‍‍‍‍‍‍‍‌‍‍‌‍‍‌‍‌‍‌‍。 由于私鹽“利厚而法不能禁”②,導致沿海居民煎販私鹽活動盛而不衰。

      在宋朝食鹽專賣體制下,官府享有對食鹽產銷的壟斷之權,這直接造成官鹽普遍存在質次價高問題。 與此相對照的則是,浙東私鹽質優價廉,民眾多食用之。 文獻載:“杭、秀、溫、臺、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苦高,私販者眾”,“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并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 由是不逞無賴盜販者眾”③。 從事私鹽制販人數極多,乃至“兩浙歲斷犯鹽者十七萬人,終亦不為衰止”④。

      物美價宜的私鹽有著廣闊生存空間,這使得私鹽販長期活躍于食鹽運銷領域⑤,由此形成較為穩定的供需市場,專門從事私鹽運販的不法商旅應運而生。 宋廷允許商人販鹽,商人需按規定價格從鹽場、州倉購買官鹽,之后運輸至政府劃定的行鹽區域販賣。 私鹽盛行直接損害了鹽商利益,致使其不愿意請銷官鹽⑥。

      私鹽雖存在沖擊鹽商的一面,卻也吸引著鹽商躋身于私鹽販之列。 興販私鹽獲利頗厚,這導致許多鹽商分銷官鹽的同時,借助其特殊身份夾帶私鹽⑦。 再者,宋廷重稅政策和林立的稅卡,導致鹽商想方設法同官府爭利,販賣私鹽成為其獲取厚利的重要方式⑧。 鹽戶鑒于私鹽收購商買入鹽貨價格遠高于官府,而多將鹽貨售于不法商旅⑨。

      不法商旅在浙東購買私鹽后的運輸、販易情形為,他們以“海船般販私鹽直入錢塘江,徑取婺、衢貨賣”⑩。 商旅將私鹽從產鹽地運出后,不敢在公開場合售賣,而是偽裝入市或私下交易,有時還需要依靠作為中間人的牙人居中撮合,尋找銷鹽對象○11 。

      可以說,宋代私鹽因商人運銷而流通○12 。 緣于此,浙東販私鹽活動興盛,具有群體性特征,且已深入村落。 浙東瀕海四州屬產鹽地分,“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般載”○13 。 臺州人杜范稱:“某居于海鄉,目所親睹,亭民賣私鹽,游手販私鹽,百姓食私鹽,蓋有年矣”,并言村落中亦有販賣私鹽者○14 。 據此可言,私鹽販賣既適應民眾食低價鹽需要,又為販賣者帶來厚利,在宋廷鹽業體制難于徹底改善之下,私鹽漫衍滋盛便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歷史現象○15。

      隨著鹽戶、瀕海細民生產私鹽數量日益增多,浙東境內私鹽消費市場趨于飽和,向外拓展市場成為必然。 浙東山地多、對外陸路交通不便,故私鹽販多選擇海路向外運售鹽貨。 如“蘇州界海內,捕得溫州販私鹽萬四千斤”,“溫明州私鹽百余艦往來(長)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丹。 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 西上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肇慶府“有溫、臺、明州白槽船盡載私鹽,扛般上岸,強賣村民”①。

      浙東鹽戶與不法商旅皆因私鹽而獲厚利,“今瀕海鹽戶,其入納所羨,悉為私易,一舟之數,私易百萬”②。 其結果便造成官鹽滯銷,“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臺、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 ”③ 受其影響,宋朝財政收入銳減,“今日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寔居其半,然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者,皆私販有以害之也”,“二浙私鹽侵損國家利入幾十之六七”④。

      綜上可知,在鹽場、州倉侵損鹽戶本錢、鹽貨日趨嚴重而宋廷無力改變該局面的情勢下,浙東鹽民廣泛地進行私鹽煮煉,瀕海民眾亦為鹽利所誘而制私鹽,不法商旅則將私鹽生產與運販環節加以接續,浙東私鹽制販體系由此得以構建。 浙東私鹽制販已然演變為鹽民、瀕海細民、不法商旅滿足自身需求的社會活動,同時在利己性驅使下成為擴展自身利益的行為。 可以說,浙東賴鹽而生群體并非是國家制度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在自身利益受損與利益訴求表達渠道淤塞時,便從事私鹽制販活動,以改變資源控制權非均衡配置的狀況。

      四、浙東私鹽治理模式的演進

      縱觀宋代浙東私鹽制售情形,鹽戶始終是主體,其私煎私販活動持續時間既久且規模又巨。 這迫使宋廷對浙東食鹽生產、運輸、銷售均制定嚴格的管理措施,采取多種手段整治浙東鹽戶私鹽煎販活動。 宋廷欲在源頭禁絕私鹽供應,乃于浙東地區推行灶甲制,藉此強化對鹽戶人身的管控,將鹽戶煎煉活動全部納入鹽場監管之下,意圖以此法實現國家對浙東鹽場有效治理。

      北宋時盧秉已將浙東鹽戶編入灶甲,“鹽場皆定鹽灶火灰盤數,以絕私煎之弊,自三灶至十灶為一甲,而煎鹽地什伍其民,以相譏察”⑤。 灶甲制另一形式是行于臺州杜瀆鹽場的鹽柵制,“管柵一十有八,亭戶二百三十有六,灶五十有四”⑥。 文獻雖未載述浙東鹽場灶甲運行機制,卻詳述淮南東路灶甲具體規定,可資參考。 淮南東路諸場“亭戶結甲,遞相委保覺察,如復敢私買賣,許諸色人陳告,依條給賞,同甲坐罪。 如甲內有首者,免罪,亦與支賞”⑦。

      然而,灶甲制實際運行中卻多有違礙之處。 浙東提舉黃震訪聞舊例:“上戶不屑入甲,止將中下戶入冊,又是具文,不曾從實結定,遞相覺察。 ”⑧ 緣于此,黃震推行的灶甲制更為嚴密,務求落于實處。 具體做法:一是諸場“不問上、中、下戶,比同編戶,一體置牌,結罪保明”; 二是鹽戶排結、入冊,每“十家結為一甲,輪月遞充甲首。 應充甲首之戶,常切告報”; 三是“上戶本不與下戶同列聽令,備丁私仆充之”; 四是“場官一人,每十日以此喚上甲首,點名告誡”; 五是若發生鹽民逃亡、擾亂鹽場事,對所犯鹽戶“重置典刑,場官先從按劾,場吏并置重典”; 六是每月輪甲戶催鹽①。 浙東灶甲制設計嚴密,卻難以得到有效執行。 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將明州鹽場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愿結甲,及雖結甲而不愿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或持仗而逐保正者”,吊詭的是宋廷卻以擾民罷黜了竭力推行灶甲制的王然②。

      有鑒于此,宋廷希冀強化浙東私鹽稽查力度,以求禁絕浙東私鹽。 浙東鹽場官吏雖具有查禁私鹽之責,但往往不能盡到職責,反而常會激發新的矛盾。 慶元茶鹽分司官吏以查辦私鹽之名,公然為己謀利并激起民變③。 緣此,宋廷于浙東增置巡檢寨專理緝私,設有19寨1648名士兵,與諸縣尉形成有效互補④‍‌‍‍‌‍‌‍‍‍‌‍‍‌‍‍‍‌‍‍‌‍‍‍‌‍‍‍‍‌‍‌‍‌‍‌‍‍‌‍‍‍‍‍‍‍‍‍‌‍‍‌‍‍‌‍‌‍‌‍。

      初始之時,宋廷規定巡檢寨兵丁由當地土軍充之⑤。 時間既久,土軍弊端日漸凸顯出來。 他們常與鹽戶勾連一處,公然遮庇鹽戶私煎私販食鹽⑥。 土軍未能有效發揮緝捕私鹽販的職能,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販私活動⑦。 為此,宋廷以下列舉措應之:其一,輪差禁軍。 宋廷“敕諸路巡檢下士兵,以原額之半,輪差禁軍,半年一替”⑧。 宋廷此舉雖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土軍的弊端,卻也帶來新的問題,即巡檢所轄兵士多為外地人,對屯駐區域情況不甚諳熟,致使緝私作用十分有限⑨。 不僅如此,“為巡檢者多不識字,悉由寨司,亭戶每發私販,反為外護”⑩。

      其二,宋廷制定規條懲處稽查不力官吏。 具體規定如下:“鹽地分巡檢不覺察亭戶隱縮私煎、盜賣鹽者,杖一百,監官、催煎官減二等,內巡檢仍依法計數沖替”,“諸巡捕使臣透漏私鹽一百斤,罰俸一月,每五十斤加一等,至三月止; 及一千五百斤,仍差替; 二千五百斤,展磨勘二年; 每千斤加半年,及五千斤降一官,仍沖替; 三萬斤奏裁。 ” ○11 當然,宋廷對盡到職責緝捕私鹽販的官員會給予獎勵○12 。 整體來看,由于各級巡捕官吏玩忽職守、貪贓枉法,致使宋代緝私機構不能充分發揮其職能,說明政策激勵效應明顯不足,而在這些人包庇縱容下,販私活動更加猖獗○13 。

      因此之故,宋廷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規條,對從事私鹽制販活動的鹽戶、瀕海細民施以嚴懲,試圖遏制他們煎販私鹽勢頭。 紹興二年(1132)律條規定:“今后亭戶輒將煎盜鹽貨冒法與私販、軍兵、百姓交易,不以多寡,并決脊配廣南牢城,不以赦降原減”,其后改作“若系亭戶賣所隱縮火伏鹽及買之者,依《鹽敕》,并論如《鹽煎私鹽法》,一兩比二兩……依《海行私鹽法》加二等斷罪。 所有亭戶、非亭戶煎鹽,與私販、軍人聚集般販,及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即依紹興二年十二月八日指揮一節……今欲本犯不至徒罪,乞配鄰州; 若罪至徒,即配千里; 如系流罪,仍依元降指揮刺配廣南。 ”①

      宋廷已然意識到販運私鹽的不法商旅為浙東私鹽的重要吸納者,故對其亦有相應地懲處措施:一是對接引私鹽之人進行約束、懲處,“將自來停塌、接引、販賣私鹽破落戶,盡行籍記姓名約束,今后不得私販。 如兩經有犯,不得以多寡,除依法斷罪追賞外,日下屏逐出界”; 二是對招誘指引私販之人出賣私鹽,并停藏接引私鹽的牙人,與走私犯人一等科罪②。

      依條文規定來看,宋廷對私鹽販懲處力度可謂極強; 然據實際執行而言,大多僅屬空文而已,“今來私鹽盛行,往往將見條法視為文具”,“兩浙歲斷犯鹽者十七萬人,終亦不為衰止”③。 就其本質而言,宋代私鹽刑律是不遺余力地維護宋廷對鹽務的壟斷和對鹽利的獨占,而絕不容許民間染指鹽利,甚至認為百姓去當盜賊要好于去販私鹽④。 因此之故,宋廷雖對私鹽販繩以苛律、處以重典,并對官吏厲行督責和肆為賞罰,結果卻是私鹽始終不絕于世⑤。

      浙東私鹽終不能禁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宋代食鹽專賣體制。 正如時人黃震所言:“大抵上專其利,則下受其害,勢有必至。 而利之所在,害有不恤,亦非勢之所能盡禁。 ”⑥ 鹽戶實屬其重要一環,但宋廷對其權益缺乏必要的制度性保障。 宋廷僅維護鹽戶最低限度的生產生活,而欲最大限度的占有鹽利。 在此情勢下,宋廷上述舉措實屬應時之策,受限于行政管理體制,只能是流于形式。

      之所以如此,乃是古代國家決策通過自上而下的權威性傳導方式由地方政府予以實現⑦。 宋廷實施整治浙東私鹽措施便是自上而下的國家單向度治理路徑,其政策執行過程以命令與服從等級關系作為基礎⑧。 在這種體制下,任何一項制度,都是由具體的人來執行和操作,他們自身的素質、立場等對制度的執行影響較大,只有清強官吏方可忠實地貫徹,否則必然導致其形同虛設。

      實際上,浙東鹽場、州倉所作所為常偏離宋廷制度設計,這需要宋廷及時進行調控。 宋廷還要妥善處理鹽場、州倉、鹽民、商旅等之間利益矛盾并統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 國家、鹽場、州倉、鹽民、商旅之間方可構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向互動,官民能夠共享鹽利,各利益相關方才能協同發展。

      五、結 語

      在宋朝食鹽專賣制度下,地方鹽務機構貫徹中央政策、執行有關政令力度的強弱,直接關乎食鹽專賣體制運轉。 宋廷賦予浙東鹽場、州倉向鹽戶發放鹽本錢、收納鹽民鹽貨兩項權力,藉由他們維持食鹽專賣體制正常運行。 然而,浙東鹽場、州倉卻出現拖欠、克扣鹽戶本錢并侵奪鹽貨等令宋廷始料所未及的諸項弊端,由此生成的鹽務苛政更是嚴重破壞著食鹽專賣體制良性運轉。

      受其影響,鹽戶的生計隨之陷入困境,但是在完納鹽課、謀求生存的雙重壓力下,鹽戶迫不得已從事制販私鹽活動,并成為浙東私鹽主要供應者,瀕海細民亦會提供部分私鹽。 不法商旅在利益驅動下,從浙東購入私鹽并售與民眾。 至此,浙東私鹽制販體系得以構建。

      浙東地區私鹽制販活動,不僅導致宋朝鹽課減損嚴重,而且致使食鹽專賣體制不能正常運行。 為此,宋廷以灶甲制、增設巡檢寨、制定私鹽律法等舉措,強化對浙東私鹽場域的治理,但均未能達到其預期效果,浙東私鹽制販卻日益滋熾。 究其原因,在于宋代延行不輟的食鹽專賣體制。 在該制度框架下,宋廷設計初衷是維持鹽戶最低限度的生產生活,卻意欲最大程度獲得鹽利收入,據此而壟斷食鹽的產銷。

      實際運行中,該制度本身具有的弊端逐步凸顯出來:首先,作為重要執行機構的浙東鹽場、州倉諸官吏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大肆侵剝鹽戶; 其次,由于鹽戶缺少本錢進行制鹽活動及維持全家日常生計而勢必進行私鹽制販; 最后,宋廷一味地強化對鹽戶的管控力度以及緝查私鹽的強度,卻未曾考慮過鹽民的切身利益。

      正是因為上述弊竇的長期存在,宋廷又未能對食鹽專賣體制予以調適,從而導致中央政府、地方官府、鹽戶、商人等利益相關主體持久地處于利益失衡之中。 有基于此,浙東鹽務機構官吏、鹽戶、商人等在自利性趨導下,以不同的方式分割鹽利,使得宋代浙東私鹽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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