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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論文

    燃料革命與古代華北的社會生態變遷

    時間:2021年03月06日 所屬分類:經濟論文 點擊次數:

    摘 要:將古代燃料利用格局中從草木到煤炭的轉變視作燃料革命,最早由國外學者提出,而漸為國內學者所接受。 雖然對于宋代是否發生了燃料革命尚有不小的爭議,但宋以降的靠近產煤區的大城市與重要的手工業部門用煤量較大當無疑問,從柴到煤這一轉變的革命性

      摘 要:將古代燃料利用格局中從草木到煤炭的轉變視作“燃料革命”,最早由國外學者提出,而漸為國內學者所接受‍‌‍‍‌‍‌‍‍‍‌‍‍‌‍‍‍‌‍‍‌‍‍‍‌‍‍‍‍‌‍‌‍‌‍‌‍‍‌‍‍‍‍‍‍‍‍‍‌‍‍‌‍‍‌‍‌‍‌‍。 雖然對于宋代是否發生了燃料革命尚有不小的爭議,但宋以降的靠近產煤區的大城市與重要的手工業部門用煤量較大當無疑問,從柴到煤這一轉變的革命性意義不容忽視。 但是,這場燃料革命卻并不徹底,就華北地區而言,存在著明顯的區位差異與城鄉差異,而差異的背后則是經濟因素的制約。 手工業生產中大量用煤有利有弊,一方面緩解了燃料壓力,另外一方面卻又對產品質量與工藝水平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在燃料革命的影響之下,華北的社會風貌與產業結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關鍵詞:燃料革命 ; 煤炭 ; 區域差異; 技術瓶頸

      所謂“燃料革命”,其核心內涵是燃料結構從以傳統燃料為主向以煤炭為主的轉變。 20世紀50年代,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最早指出宋代中國發生了燃料革命。 此后,美國學者羅伯特·哈特威爾也認為北宋以華北為中心爆發了一場“燃料革命”。 而后支持宋代燃料革命說的還有日本學者吉田邦光與宮崎洋一。 中國學者許惠民接連撰文對宋代的燃料問題進行了深入的闡釋,許氏整合分析了大量史料,論證嚴密,從此宋代發生燃料危機與燃料革命的觀點開始深入人心。

      作者:趙 九 洲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嚴耕望即認為燃料革命的說法并無實據。 近年來,王星光與柴國生對史學界幾成定論的宋代燃料危機問題發起了全面挑戰。學者們在研究探討古代燃料變革的問題時,雖然在有關燃料危機以及燃料革命的看法方面存在分歧,但關注的重點都集中在傳統燃料向煤炭的轉變方面,時間節點也不外乎宋代。

      然則煤炭使用范圍的擴大是一個漫長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并不發端于宋,也未止步于宋。 宋以降,煤炭的推廣進程也未停止。 就煤炭使用的廣度與社會影響而言,明清甚至超乎宋代之上。 不管是宋代,還是明清,煤炭的使用都未導致燃料利用全面、深入、徹底的變革。 但若認為煤炭的使用于社會發展而言無足輕重亦非公允之論,這一變革亦有必要做一全面評判。

      生態經濟論文投稿刊物:《內蒙古煤炭經濟》1983年創刊,是由內蒙古新華報業中心,內蒙古自治區工業管理局主管,內蒙古新華報業中心和內蒙古自治區煤炭經濟研究會聯合主辦的綜合性半月刊(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8-0155;國內統一刊號:CN15-1115/F;郵發代號:16-296。)16年開始改為半月刊,也是內蒙古自治區煤炭行業公開發行的專業期刊。它擔負著向全國宣傳、介紹內蒙古豐富的煤炭資源,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煤炭工業發展前景的重任。

      筆者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探討古代燃料變革問題,我們試圖以一種新的思維,突破前人的認知盲區。 關注傳統燃料向煤轉變過程中的不均衡性與不徹底性,同時嘗試從經濟、技術等角度對這樣的變化特質作出新的闡釋。 筆者將關注的空間主要界定在華北區域,因為這里的燃料問題在歷史上最為典型,但不拘泥于此,若干論述會躍出這一范圍,部分結論也將適用于整個北方地區。

      一、燃料革命的空間格局

      (一)用煤的產地與非產地之差異

      受制于古代的交通條件,煤炭使用區域與產地高度重合。 歷史上用煤較多的城市有魏晉北朝的鄴城、北宋的開封與明清的北京。

      依現存史料推測,鄴城是古代華北最先開始普及用煤的城市。 曹操曾在鄴城三臺囤積大量煤炭,陸云寫給陸機的書信中也曾提及鄴下石炭之大致狀況。 可知鄴城一地所藏煤炭已達數十萬斤,依當時的采煤技術而論,這一數量顯然是非常巨大的。 其實這些煤炭可能不僅僅是政府儲備的物資,民間亦可使用,不然陸云談及煤炭的燃燒性狀并送給陸機若干就不合常理了。 官方能在鄴城儲備煤炭,也是與其距離煤炭產區較近有著密切的關系,晚近磁縣、武安、峰峰及安陽等重要的產煤地區或許在其時已經有較大規模的開發了。 左思《魏都賦》稱“墨井鹽池”,唐人李善注釋該句時有“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之語,吳曉煜即依此指出,鄴城所藏煤炭當取自上述煤炭富集區,并認為其時已用高八丈的立井采煤了。

      相比于鄴城,明清北京城的關于煤炭使用的記載更為詳實。 明代緊鄰北京的西山地區盛產煤炭,運送入京也較為便利,價格又較薪柴實惠,故而對市民的吸引力更大,煤炭在北京的燃料結構中所占比重不斷提升。 萬歷年間,相關論說頗多,有人稱:“今京師貧民不下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米則煙火絕,有如庚戌之事。 ”又有人指出:“畿輔煤窯系小民日用營生”。 各種記載雖不無夸張之處,但明代北京用煤已然相當普遍,當無疑問。

      清代,煤炭在北京燃料結構中所占的比重進一步上升。 順治元年(1644)六月,清廷剛定鼎北京,河南道御史曹溶即向順治帝建議急需辦理的六大事項中有一條即為通煤運。 戰亂與改朝換代對北京在此前便已形成的燃料格局并無較大影響,煤炭仍為主要的燃料來源。 趙翼指出:“雖畿甸尚有禾梗足資火食,而京師常有數十萬馬騾藉以芻秣,不能作炊爨之用。 是以煤價日貴。 ”另有人指出:“京師睡煤炕者多,煙鋪兼以炕煙。 ”

      除了大城市外,若干產煤的縣域已經開始大規模使用煤炭,主要集中在太行山東麓和燕山南麓。 明代安陽縣、湯陰縣、武安縣與涉縣均產煤。 嘉靖年間威縣的歲派物料中有水和炭、炸塊、黑煤等。 弘治中永平府下轄諸縣的貢賦中有大量的水和炭。

      清代雍正時期井陘的煤礦產量頗大,“炭井入地二三十丈不等”,民眾“入地掘煤,一兩月始一上”。 乾隆時期林縣“境內惟東鄉有煤窯,止供近用; 南鄉無煤,資于汲縣; 西鄉無煤,資于山西; 北鄉無煤,資于安陽。 ”清中葉獲鹿煤炭產量亦較多,清人稱“直隸真定府之獲鹿縣有煤廠,產煤甚旺,距京不過六百里,似可以獲鹿之有余,補西山之不足。 ”

      就在鄰近產煤區的城市用煤日趨普及之際,華北的東南部地區卻鮮有用煤者‍‌‍‍‌‍‌‍‍‍‌‍‍‌‍‍‍‌‍‍‌‍‍‍‌‍‍‍‍‌‍‌‍‌‍‌‍‍‌‍‍‍‍‍‍‍‍‍‌‍‍‌‍‍‌‍‌‍‌‍。 這一地區并不產煤,距離煤產區又太遠,用煤遠不如用柴劃算。 這一地區煤炭使用較少,可從臨清與德州這兩個大城市的燃料使用狀況得到證明。

      臨清與德州均位于運河沿線,明清時期便是極繁華的大城市,煤炭的使用卻不多見。 許檀研究明清時代的臨清時指出臨清城中有柴市,為“四鄉柴薪集中之地”,主要供臨清磚窯燒磚之需,每燒一窯磚需要消耗薪柴8萬—9萬斤,同時周邊區域的人們也往往到這里購買柴炭。 許氏所依據的材料是乾隆《臨清直隸州志》,則可見乾隆時臨清薪柴集散數量十分巨大,卻不見有用煤炭的記載。 有方志對清代德州城的記載提及有柴市而不見有煤市。 兩城皆為華北地區較大城市,集居人口數多,又緊鄰運河交通便利,卻依舊大規模使用柴薪而不用煤炭,原因無他,距離煤炭產地過遠運輸成本高而使得價格過于昂貴使然。

      此外,大平原地區的小城市與廣大鄉村用煤情況也不容樂觀。 齊如山曾與學建筑的專家爭論北方睡熱炕習俗是否合理,齊氏提及“北方大平原,離山太遠,煤炭柴草,皆不夠燒,所燒者都是谷類的秸稈”,并稱“能夠生小煤爐暖屋者,一百人家之中不過一兩家,而北方又冷,屋中無火,可以凍死,又無煤炭可燒,只好特另想法子,這才興出睡炕的辦法來”。

      (二)煤炭產區的城鄉差異

      古代煤炭產區及其周邊的用煤情形也存在極大的差異,那便是城鄉的二元對立。 城市人口的總量雖較農村少,但都聚集在狹小的空間之內,城池之內燃料蓄積量近乎為零,燃料資源極為匱乏。 一般情況下,所需燃料都需要從市場上獲取。 至于是選擇薪柴還是煤炭則主要取決于其價格的高低,只要煤炭價格相對薪柴適宜,他們就會選擇煤炭,因為煤炭的價格往往低于薪柴,所以產煤區附近的城市大都以煤炭為主要燃料。

      同時城市的燃料主要取決于市場貿易,彭慕蘭在研究黃運地區的燃料相關問題時曾指出,“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大區中,外圍地區的燃料要比中心城區的燃料便宜,在外圍地區,燃料是采拾而來的,而在中心城市,燃料則不得不通過運輸而來。 ”運輸成本的高低直接影響價格的高低,天氣、戰亂、災荒、瘟疫等都有可能打亂其正常供應的節奏,價格也多波動起伏。 煤炭熱值較高,與熱值較低的薪柴相比更能滿足人們儲備以備不虞的需求,這也是煤炭使用規模得以擴大的重要影響因素。

      但在農村地區,其燃料利用情況相比城市而言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無形的手的調控機制仿佛失去了作用。 在前文提及諸多產煤或距煤產地較近的縣域內,薪柴仍為主要的燃料利用類型。

      古代鄉村的傳統燃料蓄積量遠較城市豐富,山區森林密布,獲取薪柴自然較城市便利。 據學者研究,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在宋代約為27%—33%,明代約為21%—26%,清前期仍有17%—21%,這些森林大部分位于山區。 前述產煤較多的湯陰縣“木饒為薪”,武安與涉縣“兩邑山多材木”。 而清代林縣雖用煤較多,但其山區與丘陵所占全縣面積的比例高達86%,“其民業樵,采其山,有水磨之利,有柴炭之利”,而采柴、燒炭的比例仍較高,“西鄉土薄山大,故其民以采樵為生計。 每至秋冬,黑夜遠望,西山上火光熒熒閃動,忽上忽下者,樵夫燒山開路也; 見山間煙焰上出者,山民掘窯燒炭也”。 此外,贊皇、井陘等縣情形大致類似,林木茂密,獲取薪柴較為便利。

      即使在平原地區,雖然野生植被不斷減少,但直到晚近時期,田邊地頭、庭院路旁也大都綠樹成蔭,木質燃料儲量仍遠勝城市地區。 唐宋以降,華北砍伐桑棗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政府,這固然是燃料危機加重的后果,卻也可以看出鄉村地區林木資源仍較為充沛。 馮玉祥回憶幼時在保定附近農村的生活時,便提及冬季到野外去采集燃料的情景,采集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投干枝棒”,用“較粗的枝椏,向樹枝稠密的地方投去”,擊落干透的樹枝,可用半天的時間收集不少樹枝,帶回家可供一兩天的生活需要; 另一種是“穿楊樹葉”,“用一根細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條長繩,把削尖的一端戳到葉子上,隨手捋上繩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

      更為重要的是,農民——不管山區還是平原——自家的田地里會出產大量可用作燃料的秸稈,同時又遠比市民更容易獲得野生的雜草資源。 宋以降,華北的燃料結構中半木本或純草本的燃料所占比重不斷增大。 雍正、乾隆間曾在直隸、福建、安徽等地為官的趙國麟即曾在一份奏折中指出北方以秸稈為燃料的情狀與南方大有不同,主要表現在東南地區山多林多,因而柴薪的獲得更為便利,而北方地區以旱田為主,燃料主要依托于菽粟之秸。 林縣的方志記載中雖有多處文字模糊缺失,但仍可看出乾隆年間作物秸稈與雜草已然與煤、柴、木炭并列為四類主要的炊爨材料。

      除了秸稈之外,野生的雜草與蒿萊也是常見的燃料來源,鄉村獲取也更為便利。 古人認為“薪之品三,曰木柴、蒿柴、草柴”,可見古人對雜草與蒿萊之重視。 平原地區使用草柴較多,木柴相對較少,如《水滸傳》中描寫盧俊義被押解途中“帶著枷來到廚下,問小二哥討了個草柴,縛做一塊,來灶前燒火”。

      要之,雖然有煤炭這樣的可替代用品,可鄉村地區草木燃料的供應遠比城市要充分。 民眾可以通過自己的勞作來直接獲取薪柴,就使得他們對市場流通中的燃料——特別是煤——的依賴性較低。 而且,在大部分薪柴可以自給自足的情形下,薪柴市場需求便顯得極度疲軟,在供求關系的制約下會大大拉低其交易價格,可能往往要低于煤炭。

      二、燃料革命的社會經濟效應

      (一)煤炭的價格優勢及其對民眾生活的影響

      與同等重量的木柴相比,煤炭的價格較為低廉,熱值也更加高。 與同等重量的木炭相比,煤炭的熱值并不遜色,且價格也更為低廉。 所以,煤炭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大都市中普通民眾的生活成本。

      明代質量較高的水和炭價格較木柴高,較木炭低,一般不到木炭價格的一半。 如內官監成造修理皇極等殿、乾清等宮所需器物的燃料報價為水和炭每萬斤銀17.5兩,木炭每萬斤銀42兩,木柴每萬斤銀18兩。 而明代質量較低的炸塊價格較木柴低,更比木炭低得多,大致相當于木柴價格的九成和木炭的三成半。 如錦衣衛象房煮料鐵鍋口等件要消耗的燃料報價為炸塊每萬斤銀12.75兩,木柴每萬斤銀14.5兩,木炭每萬斤銀35兩。

      清代以來,木柴與煤炭之間的價格差距又有所增加,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內廷所用每斤燃料的銀錢定價為:木柴3.7厘、黑炭7.8厘、煤2.3厘、紅籮炭10.6厘、白炭13厘。 柴、黑炭、紅籮炭、白炭的價錢分別為煤的1.6倍、3.4倍、4.6倍和5.7倍,煤炭依然保持其價格優勢。 當然,煤炭的價錢在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也有所不同。

      由此來看,煤炭的大規模使用縮減了北京城內居民用于燃料的支出,這對下層民眾的意義尤為重大。 若仍以薪柴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燃料,他們的生活水準無疑會大幅度下降。

      (二)衣食之源與閑散勞力的安置

      煤炭的使用大大緩和了燃料緊張的局勢,而煤炭的開發生產不僅為部分人民提供了發家致富的機會,也為煤炭產區周邊的貧民解決了衣食問題‍‌‍‍‌‍‌‍‍‍‌‍‍‌‍‍‍‌‍‍‌‍‍‍‌‍‍‍‍‌‍‌‍‌‍‌‍‍‌‍‍‍‍‍‍‍‍‍‌‍‍‌‍‍‌‍‌‍‌‍。

      在現代社會,煤老板成為億萬富翁的幾率非常大。 在古代,腰纏萬貫的礦主也很常見。 在河北豐潤縣,清代“食其利而成富室者眾矣”。 乾隆以前河南省推行礦禁政策,安陽縣人艾學曾為重開已被關停的水冶煤窯,竟不惜重金賄賂官員,起初出銀1500兩聯系一位親王府中的太監來疏通關系,未果。 接著又請另一親王府中的下人幫忙,又未能如愿。 最后,居然用3000兩白銀來打通前任河南巡撫的關系,事發,遭到了懲處。 為了開窯竟下如此大之血本,顯然開采此窯的收益遠遠多于賄賂成本。 順天府有人開辦兩個煤窯,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至五十二年,七年間總利潤高達8100千錢,利潤很高。

      雖然煤窯對雇工條件苛刻,且報酬與其所冒風險相比要低得多,但與單純務農相比卻還是要豐厚得多,清代北京西山有的煤窯煤夫每日可得工錢70文,直隸懷來縣煤夫每日可得報酬115文,而曲陽縣煤窯童工每日可得100錢,長大后則每日可得200—300錢。 這樣的收入水平,在傳統的經濟結構中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在利益驅使之下,貧民仍愿冒險為之,“然價值極豐,貧民競赴焉”。

      在華北產煤區域,采煤運煤成了貧民補菹生計的重要手段,如明清時期宣化府下轄的諸縣即非常典型,“向無秋麥,惟期早種大田,可望霜前收獲。 貧民常年生計,傭工外全在刨采煤炭柴薪,家畜一驢,堪任馱載,即可免饑寒。 邊民老幼,皆習勤苦,不盡恃農田”。

      明清時期的煤窯用工數量為數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撫直雜稿》即指出,房山縣煤窯“每窯大者一二百人,小者八九十人”。 鄧拓亦指出,西山諸煤窯的生產規模為“每班尋常有挖煤工人二十來人,拉煤工人一百來人,另外在窯上和窯下還有一些雜工”。 由此來看,明清時期僅西山諸煤窯便可為數萬人提供非農業勞動崗位。 通過雇傭勞動,農村貧民或破產者得以從農業之外獲得經濟收入,這在傳統時代也具有重要的社會與經濟意義。

      經常為前人所忽略的一點是,因為取暖的緣故,古代華北地區冬季燃料需求量最大。 天氣轉暖后,燃料需求量便會有所下降,煤炭也不例外,這與現代社會并無二狀。 清人富察敦崇即稱:“京師居人例于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 ”消費量的季節性變化必然會使得煤炭的開采量也隨季節而發生變化,秋冬季節的開采量要比其他時節多,相應地秋冬季節也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以作采煤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恰逢華北地區的農閑時節,這就為產煤地區附近的農民到煤窯打短工以貼補家用提供了便利。 有史料證明,很多煤夫并非專職雇工。 據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七月刑部鈔檔載,北京西山毛世窯主劉智、陳三雇傭打水人夫30名,每人每天的工錢為70文大錢。 乾隆五十年六月刑部鈔檔載,直隸懷來縣某煤窯窯主傅寬、楊?蛡蛉朔蜈w文鏡,每天報酬為150文大錢,沒有定立契約,也沒有確定雇用年限。 嘉慶十九年(1814年)閏二月刑部鈔檔載,直隸張家口某煤窯窯主雇傭人夫高玉,每日工價80文大錢。 工價多為日結算,似皆為短期傭工,他們可能只是在農閑時節到煤窯短期工作。

      華北的氣候特點與農作方式使得勞動力在冬季出現嚴重的閑置,所以秋冬季是社會秩序最容易出現問題的時節。 王建革即指出,“這一季節也是華北地區社會問題最易爆發時期,練武、打架和各樣械斗往往發生于冬季”。 而煤炭開發無疑為人們的閑置勞力提供了工作機會,既有利于維穩社會秩序,又在一定程度上補貼了貧民家用,所謂一舉兩得。

      在有關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研究中,以伊懋可的高度平衡陷阱理論與黃宗智的經濟過密化理論影響最為廣泛,相關見解極為精辟。 但是,我們不可忽視的是經濟學理論在具體歷史情境中適用的可能性與限度性問題。 將依托于工業社會的經濟理念強行嫁接于傳統社會之中,計算所謂的邊際產出、邊際效益,并不適宜,一不小心可能就變成了純粹的數字游戲。

      首先,農業生產相比于現代工業而言具有顯著的季節性,不同的季節對人力需求的差異也是不同的,譬如在華北地區嚴寒的冬季里,農業方面的人力投入幾近為零。 可在春耕、中耕、除草、麥收、秋收等關鍵的農忙時節中所需的人力又是極其巨大的。 在農忙時節,不同的階段對人力的需求也有較大的差異。 因而,在農閑時看似過剩的勞動力,在農忙時又會嚴重的不足。 而近代工業生產模式下,絕大部分的生產流程和勞動力的需求變化與農業都有著顯著的不同。

      其次,男耕女織式的社會分工使得華北女性在農耕方面退居非常次要的位置,而五代以后的纏足習俗進一步削弱了女性在主流農作生產過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這使得近半數的總人口游離于農作生產之外,這又進一步加劇了農忙時的勞力不足。 看似龐大的總人口在農忙時節反倒有匱乏之感,于是仍需擴大人口規模以滿足勞動力不足的需求。 可一旦進入農閑時節,閑置勞動力的情形也越發嚴重。

      最后,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在農業生產之外形成新的可與農業相匹敵的產業條件尚不具備,農民大都依附于土地。 可正如舒爾茨所指出的那樣,傳統時代的農民依舊是非常精明的“企業家”,他們或許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邊際產出遞減,但絕不是無限度地容忍,所以明清時代涌現出規模龐大的流民與無業游民,大部分都來自于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過剩勞動力。 除了永久離開土地的人之外,人們更傾向于短時間離開土地,煤礦之類的前近代產業雖然無法為此類勞動力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卻還是吸附了相當數量的勞動力并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經濟收入,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降低社會動蕩的可能性。

      筆者以為,人力是傳統時代能源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能源的角度切入深入剖析人口問題,將能得出一系列全新的見解。 相關問題筆者將另文探討,此處不贅。

      (三)準近代的經濟模式

      采煤業的興起,推動了華北地區雇傭制度的發展,明清時期華北煤窯經營理念與管理模式都逐漸具備了近代化的色彩,這與小農盛行的農業生產面貌有著顯著的差別。

      煤窯的投資經營方式大致分為三種,一為自發性生產,二為手工工場,三為煤窯聯合經營,其中以第二種情形最為常見。 煤窯負責人又主要有兩種,一為地主,地主擁有窯場的所有權; 一為業主,從前者手中購得使用權并進行實際的生產經營活動‍‌‍‍‌‍‌‍‍‍‌‍‍‌‍‍‍‌‍‍‌‍‍‍‌‍‍‍‍‌‍‌‍‌‍‌‍‍‌‍‍‍‍‍‍‍‍‍‌‍‍‌‍‍‌‍‌‍‌‍。 業主需要將經營所得的一部分作為租金交給地主,在西山地區地主所得約占總收益的九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不等。 可見,明清西山煤窯經營的典型特征也是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

      業主往往要設立一定的管理機構,稱為官鋪或作頭館,總負責人稱大作頭、井頭、總管、窯頭、總把式、大掌柜、拿事等,類似于現代的礦長。 負責生產事宜,直接率領煤夫在井下作業的負責人,稱為作頭、洞頭、大師、巷爺、把式、走窩長、班頭等,類似于現代的帶班長。 煤窯還設立嚴密的賬房管理賬目,有各種名目的賬冊,詳細記錄財務收支并對煤夫進行考勤。 井下煤夫分工較細,鑿煤、運煤、排水、提升等事項皆有專職人員負責,并有相應標準予以考核。

      采煤之外,煤炭的運輸與販賣也成為有利可圖的行當,吸引了不少人投身其中。 在宋代,民間買賣煤炭者不在少數。 天圣四年(1026年)十月二十七日陜州西路轉運使杜詹即建議放開煤炭的民間買賣,稱:“欲乞指揮磁、相等州所出石炭,今后除官中支賣外,許令民間任便收買販易。 ”仁宗予以批準。 明清時期北京城中有專門銷售煤炭的煤店,又稱煤鋪、煤棧。 現存的作于明中后期《皇都積勝圖》中即繪有一處煤店,位于寺院之旁,院落中有兩個高高的煤堆,若干顧客站于煤堆之前,店伙計們則在忙著給他們稱煤、裝煤。 稍遠的地方,還有若干已經完成交易背煤遠去之人。 更遠的地方,還有人趕著驢馱載煤炭離去。 可見其時煤炭生意之紅火,清代的煤炭交易更為興旺。

      三、燃料革命的生態效應

      (一)森林植被壓力的減輕

      由于煤炭與薪柴互為替代品,故而用煤量提高的結果便是薪柴用量的減少,薪柴用量的減少又極大的減輕了植被所面臨的壓力。 據王慶云記載,明末宮中每年要消耗約2600萬余斤木柴,約1200萬余斤紅螺炭; 至清初,宮中用薪柴量減少為每年約800萬斤木柴,約100萬斤紅籮炭。

      王氏在對比之后極力褒揚清代君主的節儉。 當然,兩代宮廷在奢儉上或許存在較大差異,但不可忽視的是煤炭在清代宮廷燃料結構中所占比重的增大必然導致薪柴用量有所減少,此類變化也是造就兩代薪柴消耗量存在顯著差異的重要原因。 乾隆三十年(1765年),宮廷用煤總量接近37萬斤; 而五十年十二月初至五十一年十一月底,宮廷用煤量接近28萬斤。 至光緒中,宮廷用煤量猛增至526萬斤。 據龔勝生研究,煤與薪柴的折算比為1:8。 則乾隆中宮廷每年用煤可節省的薪柴數量為224萬—296萬斤,光緒中則可節省高達4208萬斤的薪柴。

      下層民眾用煤更普遍。 據曹樹基研究,明中后期北京人口超過100萬,天啟年間達到124萬。 即以100萬來估測一下當時城中居民生活用煤量。 明代諸多兵書中對用煤量的估算大都是每人每天5斤,用柴量也是5斤。 若明后期北京城中民眾全部用煤炭,則一天便需消耗500萬斤煤,一年需消耗18.25億斤煤,以明制1斤合今制596.82克計算,則這些煤炭約合1089196.5噸,但這一數值明顯偏大并不符合實際。

      龔勝生指出,在明代燃料結構中煤炭所占比重在30%以下。 筆者以為龔氏對煤炭比重的估測偏低,即以30%來計,則上述數值應修正為326758.95噸。 但仍高達30萬噸以上,以其時的技術條件來看,似乎又一定的合理性。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疏中提及房山縣煤炭產量,經學者折算,約合今制94900噸,清代開采技術較之明代并無顯著發展,則明代北京周邊諸縣的煤炭總產量或可達到上述估測值。

      即以10萬噸作為明后期清前期北京城年消耗煤炭數量,按煤炭與薪柴用量1:8的比例折算,則這些煤炭可以節省的薪柴數量多達80萬噸。 每公頃灌木林可提供10—20噸薪柴,則北京每年因用煤而減少樵采4—8萬公頃森林,折合400—800平方千米。 按龔勝生的計算方法,樵采時造成過度破壞的森林面積占樵采總面積10%的,則北京用煤每年可避免40—80平方千米的灌木林消失。 這對于延緩北京周邊地區的森林植被的過度退化,顯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若不是煤在華北的局部地區開始取代薪柴成為主要燃料,那么森林的退化速度將進一步加快。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人口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為滿足其生活所需農業墾荒面積也進一步增加,邊緣深山林地也得到了開發,明清時期華北的森林覆蓋率仍在快速下降。 明清華北用煤的廣度還不夠,產量也有限,所以并沒有從根本上遏制森林減少的趨勢,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其壓力。

      進入近現代社會,煤炭開采技術得到了質的發展,其產量遠為明清所不及,煤炭的使用日趨普遍。 最近幾十年來,植被覆蓋率有所提高。 筆者曾在太行山東麓的若干地區訪談,不少老人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前每過七八年就會發一次大水,而給他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1963年的大水。 他們又大都斷言,1963年的大水再也不會發生了,因為現在的草木茂盛,水分含蓄能力大大增強,雨水再也不會在極短的時間匯集到河道中去了。 筆者幼年曾攀登家鄉西側的門場垴山,小路可直達山頂,而今重游舊地,早已草木叢生,無路可尋,亦可見植被狀況顯著好轉。 發生這樣的變化,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煤炭的使用顯然厥功甚偉。

      (二)役畜飼養業的勉強維持

      近世以降,燃料危機進一步加重,野外雜草與作物秸稈用作燃料的比重不斷提高,這就導致了激烈的燃料、飼料之爭,大量草木制備為薪柴從而導致飼料供應嚴重不足,這就使得華北的役畜飼養規模不斷縮小,飼養結構也發生顯著變化,馬、牛的飼養規模不斷縮減,而驢所占比重則不斷攀升。 整體而言,華北的舍飼役畜飼養業處于不斷萎縮的狀態。 相應地,華北的畜力資源也漸趨匱乏,從而對華北的能源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交通運輸、農田耕作、信息傳遞、加工制造、行軍打仗等等也都因之而發生變動,中原王朝與游牧民族間軍事力量強弱的逆轉亦因與此有所關聯。

      煤的廣泛使用可以減少薪柴在燃料結構中的占比,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燃料與飼料之爭,本來要用作燃料的草木與秸稈可以轉而用來制備飼料以飼養役畜,使得日趨萎縮的役畜飼養業得以勉強維持。

      以北京為例,役畜飼養得以保持較大規模便得益于煤的大量應用‍‌‍‍‌‍‌‍‍‍‌‍‍‌‍‍‍‌‍‍‌‍‍‍‌‍‍‍‍‌‍‌‍‌‍‌‍‍‌‍‍‍‍‍‍‍‍‍‌‍‍‌‍‍‌‍‌‍‌‍。 趙翼認為清代北京“雖畿甸尚有禾梗足資火食,而京師常有數十萬馬騾藉以芻秣,不能作炊爨之用。 是以煤價日貴。 ”其本意在強調煤炭價格攀升之原因,卻在不經意間透露了另一個信息:正是因為煤的使用,京師才能喂養數十萬馬騾。

      明清時期華北水運并不發達,故而產煤地區運煤不得不倚重役畜,這也使得人們比較重視役畜的飼養。 還是以元明清時期的北京周邊地區最為典型,詩歌中的相關記載頗多。 如李虹若有詩稱:“來往奔馳車輛多,不分晝夜若穿梭。 馬騾運物終朝有,山內搬煤用駱駝。 ”楊米人亦有詩稱:“煤鬼顏如灶底鍋,西山來往送煤多。 細繩穿鼻鈴懸頸,緩步攔街怕駱駝。 ”樊彬稱:“地寶西山孕,窯開石炭多。 地爐燒不盡,日日送明駝。 ”

      京畿地區的駱駝飼養量較大,這在華北地區是非常獨特的現象,其飼養目的也主要是運煤,民國時期楊汝南在北平西郊的調查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摘錄其文字材料如下:

      本區64村各村役用牲畜,以駱駝為最多,共有709頭; 64村平均分配,約占11頭; 若以豢養村數而論,平均每村達19頭。 因距本區西約40里之門頭溝,有煤礦在焉,其中大部分駱駝即司運煤工作,次則為運輸農產物。 一至初冬,本區當道各村,時見駱駝來往不絕,在鄉村間,實占運輸上重要地位。

      華北其他用煤地區的役畜飼養與使用情狀也大致相同,如清代井陘縣不少居民即以運煤為生,“無論老弱,背負大煤一塊,趕驢一頭,約可馱煤百斤”。 又如宣化府各屬貧民“常年生計,傭工外全在刨采煤炭柴薪,家畜一驢,堪任馱載,即可免饑寒”。 余不盡舉。

      綜上,煤炭的使用代替了薪柴,從而節省下了大量的雜草與秸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役畜的飼料需求; 而運煤過程需要大量的役畜,又使得役畜的飼養成為煤炭產區民眾解決生計的理性選擇與現實需要。 在這兩大因素的作用下,華北的役畜飼養業——特別是在煤炭產區——才得以維持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當代農村的役畜飼養似重新恢復到煤炭大量使用之前的狀態。 田中的秸稈雖不再大量置于爐灶中燒掉,卻被大量堆放在農田中燒掉。 古人尚可用之烹飪取暖,今人卻放任大量的能量白白耗散。 同時,役畜飼養規模也進一步萎縮。 以河北武安西部的門道川沿岸為例,這里狹長的梯田密布,本不適合機械化大生產,但耕牛在此地區卻幾乎銷聲匿跡。

      馬店頭村在20世紀40年代共有牛、馬、騾、驢80余頭,新中國成立后一度壯大,20世紀90年代后又趨衰落。 至2010年左右,大牲口已經完全消失了,這對耕作有著極大的消極影響。 如何在工業化的浪潮中進一步提高農村的能量利用效率,更好地協調現代能源利用模式與傳統能源利用模式之間的矛盾,讓適合現代的歸于現代,讓適合傳統的仍堅守傳統,這值得我們所有人深思。

      (三)地力的保持

      隨著燃料危機的加劇,秸稈在華北燃料結構中的地位不斷提高。 為了進一步滿足燃料需求,宋以后華北地區的作物種植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高稈作物的種植比例明顯加大。 尤為典型的是高粱種植的普及,到清后期,高粱已成為華北的優勢作物,在華北和魯西北的不少區域,高粱播種面積超過了谷子。 但因高粱的秸稈產量較高,故而從土壤中吸取的物質、能量也較一般作物高。

      同時,高粱的根系又極為發達,故而其吸肥吸水能力又極強,連續種植會對地力產生消極影響。 對此古人已有較清晰的認識,清人蒲松齡即指出高粱應“地無連年重種”。 清人楊鞏也認為,“蜀黍消耗地力,略似玉蜀黍。 不可連栽,肥料必須多施”。 唐啟宇稱“連作則土壤深層養分和水分不足,造成減產,所以高粱不宜連作”。 高粱雖可在貧瘠的土地上生長,但產量不高,最適于其生長是松軟肥沃的壤土和砂質土。 相應地,土地也需定時定量的施加肥料。

      玉米同高粱類似,均為高稈作物,因而對土壤肥力也有較高要求,晚近時期華北的肥料儲備亦不豐沛,在不能持續大量補充肥分的條件下,地力會難以保持,玉米的產量也會深受影響。 同時,平原地區易澇,玉米卻不甚耐澇。 這兩方面玉米都比高粱遜色,故而玉米始終難以大面積推廣,直到建國后化肥得到普遍使用,才真正成為占優勢地位的大田作物。

      煤炭的使用,減少了草木燃料在燃料格局中所占的比重,秸稈的需求量也有所降低,從而延緩了高稈作物普及的速度,特別是煤炭產區附近,高粱與玉米的種植面積小,這對華北地區農田地力的保持顯然有著不容低估的意義。

      四、燃料革命的瓶頸

      (一)交通條件的制約

      正如其他商品一樣,生產與消費之間,必不可少的環節是運輸。 能否迅速、大量、廉價、遠距離地運輸,是煤炭能否打開銷路擴大使用范圍的決定性因素。 可是,明清時期的交通運輸技術與前代相比并沒有很大突破,煤炭的運力較小,運輸距離也相當短,往往只供應距煤窯100里以內的村莊與城鎮,運輸距離過遠往往增加其運輸成本,煤炭的定價也會更高,這同樣是煤炭大規模普及的重要限制因素。 礦師庵特生1869年考察開平煤礦后即指出,最低的煤價一擔300文,大車運費一擔285文—300文,蘆臺至天津間駁船運價一擔92文,即使是最便宜的煤,運到天津價格也至少為一噸8.484兩。 運輸成本如此大,自然不利于煤炭的遠距離行銷。

      司馬遷稱:“百里不販樵。 ”一語點破了傳統時代燃料不適合遠距離販賣的特點,傳統燃料是這樣,煤炭亦復如此。 距離商品原產地的遠近直接決定了物流成本的高低,決定了商品的價格,最終影響市場占有的份額,這是古今社會共有的特質‍‌‍‍‌‍‌‍‍‍‌‍‍‌‍‍‍‌‍‍‌‍‍‍‌‍‍‍‍‌‍‌‍‌‍‌‍‍‌‍‍‍‍‍‍‍‍‍‌‍‍‌‍‍‌‍‌‍‌‍。 煤炭與傳統燃料互為可替代品,都可滿足人們從中獲取熱能以滿足生產生活的需求。 同等情況下兩者價格存在顯著差異或者相對價格發生升降時,各自的需求量會發生明顯變化,兩者中單價較低或者相對意義上發生降價的一方會擴大市場的占有份額。

      因為薪柴這類替代品的存在,煤商不可能將煤炭定價過高,煤炭的需求價格彈性是極為巨大的,價格過高會迫使潛在消費者減少煤炭的消費而轉向使用薪柴,而數量下降程度遠比價格上漲程度高,故而煤商銷售收入會明顯下降。 要之,供求關系也是古代燃料革命發展的重要限制因素,相當多的文獻中都有關于這一事實的記載。

      對于煤炭而言,越靠近產煤地區其價格愈低廉,相反距離產煤區越遠,運輸成本越高價格也會越高。 在古代的交通條件的限制下,價格的攀升幅度是驚人的。 據劉龍雨研究,1866年京西齋堂煤礦每噸煤的采掘成本僅2.5兩,但經牛車輾轉運到天津市場,價格已然迅速攀升到每噸12兩,價格雖高,販運者卻未必有利可得。 京西至天津的陸路交通線路或許不像今日這么科學合理,但總計也不會超過兩百公里,可市場價格居然躍升為“出廠價格”的將近5倍,運輸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在傳統時代交通技術落后,水運是當時最廉價的運輸方式,依賴人力或畜力的陸運成本往往高達水運的數倍乃至十數倍。

      宋代開封可以取數百里之外的懷州、孟州煤炭以供軍民炊爨之用,得益于其周邊便利的水運。 而元明清北京水運不暢,故而所需煤炭只能取自京畿之西山。

      回顧華北的內河航運史,就會發現一個很大的矛盾,即航運條件較好的時候,華北煤炭使用較少; 而煤炭用量增大之時,又恰是華北航運條件變差之時。 倘若近世華北水運條件仍如中古及其以前那樣優越,那么便有可能實現煤炭的大范圍推廣,華北的燃料危機或許就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而華北社會的面貌也將有很大不同。 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于此,華北在社會經濟與環境資源狀況的夾縫中掙扎前行,最終未能實現燃料的徹底更新換代。

      除水運條件的限制之外,人們也未能從根本上找到降低遠距離陸運成本的方法,陸路運輸的動力始終囿于人力與畜力,未發現新的運輸動力,這些都極大阻滯了煤炭的大范圍推廣。 直到晚近西方鐵路運輸方法傳入,才實現了煤炭的大數量、遠距離、低成本、快速度運輸,給水運不發達的華北地區煤炭的推廣與遠銷創造了條件。

      (二)消費觀念與人力成本的制約

      同樣是薪柴,置身于傳統時代的城市與鄉村卻在價值呈現出顯著的差異。 某種程度上說,薪柴在鄉村極像是“水”,而在城市卻極像“鉆石”。 同樣地,從煤炭的角度來看,則其在城市里更接近于“水”,而在鄉村更接近于“鉆石”。 鄉村地區的薪柴一般情況下來說是比較豐富的,這就導致其邊際效用非常低,人們不愿意花錢去買,而其替代品煤炭自然更沒有市場。 在城市地區,草木資源極度匱乏,薪柴價格攀高,當有相對廉價的煤炭出現時,人們自然更青睞煤炭。

      我們注意到,在城市與鄉村中存在著不同的炫耀性燃料消費行為。 所謂炫耀性消費,是指消費行為的目的不是消費品本身,而是通過購買消費品來夸示財富,從而將自身與財富水平較低的階層區分開來的行為。 在北京這樣的人口眾多且距離產煤地較近的大都市中,煤炭遠比薪柴便宜,下層民眾用煤遠比上層人士為多; 而在較偏遠的鄉村地區,煤炭價格則極為昂貴,而薪柴可直接通過自己勞作獲取,即使有用煤之人,也多是富貴之家偶或為之。 這樣的差異,是人們與生俱來的炫耀性消費心理使然。

      龔勝生認為明清時期北京城的煤炭在總的能量消耗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不足三成,其推算的依據是萬歷年間鄉試、會試的燃料消耗情況。 據此來估測全城的燃料消耗結構,恐怕有失偏頗。 宮廷與官方會因其壟斷地位與公權力而較多使用價格昂貴的燃料,近似于炫耀性消費。 成化二十三年(1487),明孝宗剛剛即位, 禮部右侍郎丘濬就提議官員與政府機構用煤炭取代薪柴,他指出:“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煙爨,無京民百分一,獨不可用石煤乎? ”丘氏的論說或許過于夸張,但也反映出了政府與達官貴人用柴的炫耀性特質。

      與城市相反,古代農村地區用煤則是比較體面的事情,相關記載較少,可從民間傳說中窺探其中的情狀。 如武安民間故事中有康熙年間大力士鄭老笨到和村偷煤的事件,故事記述其心理活動:“俺娘在家一年四季燒柴火,煙熏火燎,受了一輩子罪,不如我捎上兩缸煤,到冬天也讓俺娘生個煤火暖和暖和。 ”余不盡舉。

      此外,還應指出的是,人們在進行決策時往往會忽視隱性成本。 或者說,在國人的經濟思維中,很少考慮比較優勢,從而對廣泛而深入的貿易重視不夠。 具體到燃料問題上來說,就是人們很少考慮這樣的問題:如果人們不去親自動手采集薪柴,而將節省下來的精力用來做其他事情,那么我們可能獲得的回報是否會有不同? 在傳統時代,我國民眾很少將為自己付出的勞動折算為一定的價值,因而也很少計較勞動投入與產出的對比關系。 這一特質既使得傳統時代的農民創造了一個個不可思議的人間奇跡,又使得我們最終沒能實現社會組織與生產技術方面質的突破。 西方學者所謂的“高水平的平衡陷阱”與“內卷化”等概念所描繪的情狀,實皆導因于此。 這一特質顯然在我國的燃料發展歷程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我們看到的是,即使煤炭價格低于薪柴,人們也不會花費金錢去購買煤炭。 鄉村地區,薪柴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無償獲得。 雖然付出了更多的時間去獲取薪柴,但節省了部分金錢。 對他們而言,煤炭再便宜也需要花錢,而薪柴則可免費獲得,故而煤炭在農村中的推廣阻力較大。 人們仍然固執的堅守著使用草木燃料的傳統,甚至延續到當代。

      當然,我們也不能超脫當時的歷史情景來強作說辭。 前近代農民的經濟理念不能用工業時代的價值觀念去衡量。 在前工業時代,人們不把自己的所有勞動時間都折算為價值,實際是因為絕大部分的勞動時間也難以兌現為價值。 當時的經濟結構使得農民普遍貧窮,又不能提供更多的將閑置勞力轉化為價值的機會。 不去采集薪柴則會閑置大量時間與精力,同時要消耗有限的資金去購置燃料,這是很不經濟的。 所以農民抵觸市場流通中的煤炭,實則是當下歷史情境的理性選擇。

      (三)含硫量的制約

      古代的手工業生產規模遠比工業時代要小得多,能量需求也不如現代大‍‌‍‍‌‍‌‍‍‍‌‍‍‌‍‍‍‌‍‍‌‍‍‍‌‍‍‍‍‌‍‌‍‌‍‌‍‍‌‍‍‍‍‍‍‍‍‍‌‍‍‌‍‍‌‍‌‍‌‍。 但就當時的能量利用狀況而言,具有戰略意義的若干部門卻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高能耗產業。 宋元以降,華北地區的傳統燃料資源漸趨緊張,生活用薪柴與生產用薪柴間的沖突漸趨嚴重。 當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之際,擠壓生產的空間就成為了首要選擇。 幸而有煤炭可以替代薪柴,華北陶瓷、磚瓦、石灰、冶鐵等行業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若非煤炭,華北地區與南方的經濟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雖然煤得到了廣泛應用,但囿于傳統時代的開發技術,煤炭中的雜質特別是硫對成品的質量產生了較大影響,使得相關產品的工藝水準仍然無法超越南方。 某種程度上說,硫深刻地影響了華北的歷史發展進程。

      據學者研究,我國的煤炭含硫量與煤化程度無關,其含量波動范圍較大,從0.1%—10%之間。 不同地區煤的含硫量有較大差別,這與成煤時的沉積環境有密切關系,如泥炭沼澤有海水侵入,則含硫量較高,而陸相沉積的相對較低。 即使同一區域的煤炭,不同層位的含硫量也會有較大差異,華北的煤炭即是上部含硫低,下部含硫高,差別往往非常明顯,如晉城上部煤層含硫低至0.3%—0.6%,下層卻驚人地達到了2—3.4%。

      一般來說北方含硫較低,以東北地區最低,其中尤以黑龍江省的最低,往南逐漸升高。 就河北而言,低硫、中硫、中高硫煤都有分布,相對而言,西南部的邯邢煤田與東北部的唐山一帶煤田含硫較低,而北部、西北部的承德、張家口地區硫含量略高。 煤中硫主要有四種存在形式,分別是硫酸鹽硫、硫鐵礦硫、有機硫和元素硫,后三種均為可燃硫。 煤中硫的危害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硫元素在生產過程中進入產品中而影響產品質地,一是燃燒釋放出的二氧化硫的強大腐蝕作用。

      植物體中也含有硫元素,古代華北使用草木作燃料來進行手工業生產時,為什么硫元素對產品質量的影響卻微乎其微呢? 植物生理學家的相關研究成果為我們解答了疑惑。 他們的研究方法是通過烘烤使酶鈍化,進而烘干水分以獲取干物質,然后分析干物質中諸多元素的含量。 不同植物的各種元素含量有著較大的差別,一般取其平均值,硫元素含量占干物質比重的平均值為0.1%,這與含硫量最低的煤約略相當。

      而干物質占植物體鮮重的比重波動也較大,約略在5%—90%之間。 盡管日常使用的薪柴也會通過風吹日曬來脫除水分,但一般都不會加工成嚴格意義上的干物質再焚燒(木炭另當別論)。 所以一般的草木用作燃料時,其含硫量當遠比0.1%還要小的多。 故而燃燒過程中,薪柴所產生的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多數情況下遠不如煤炭多,而其可能對手工業生產所產生的影響自然也要小得多。 大量用煤作為燃料,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了宋以后北方絲織業、冶鐵業、陶瓷業的發展軌跡,相關問題另文探討,此處不贅。

      綜上所述,如果說宋以降確實發生了燃料革命的話,那也只是一場具有萌芽性質的初步的革命,其影響范圍也只局限在少數大城市和若干手工業領域,對廣大農村而言,直到晚近時代薪柴仍是最主要的燃料。 時至今日,華北乃至全國的多數農村仍是煤炭與薪柴兼用,只是薪柴比例比前代有所降低而已。 而且煤在手工業生產中的大量應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傳統燃料的壓力,但煤的燃燒性能及其中的硫元素都對手工業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但是,這并不代表著煤的革命性意義不值一提,若非煤炭的逐步使用,宋以降開封、北京這樣的大都市的長久繁榮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若干重要的手工業發展將難以為繼,華北地區的經濟面貌將會更加黯淡。

      古代華北燃料格局的形成不僅受自然環境條件的制約,也離不開人類活動的影響。 自然環境與社會因素的雙向互動格局型塑了華北的燃料格局,而燃料利用也反作用于華北的自然與社會,進而影響了整個能源格局。

      在歷史上,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生產、生活對燃料的需求日益擴大,燃料匱乏危機也應時而生,森林資源遭到濫砍濫伐,水土流失加劇,水文條件急劇惡化,華北地區本就不十分充裕的水力資源變得更為貧乏。 在燃料危機的影響下,野草與秸稈大都被用作燃料,這又大大減少了可用于喂養牲畜的飼料,這使得家畜飼養規模日益縮減,體型變小,從而使得畜力資源趨于匱乏。

      燃料緊缺,又使得投入采集薪柴的勞動力比例明顯提升,這又影響了有效投入農業及手工業部門的勞動力規模。 同時,由于燃料、畜力、水力均趨于緊張,華北的社會經濟生產對人力的依賴進一步強化,人口規模遂進一步擴大,從而反向擠壓了燃料、水力、畜力的生態空間與資源規模。 這樣,在燃料危機的觸發下,水力、畜力、人力資源相繼告急,華北地區最終形成了全面的能源危機,對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沖擊。 晚近華北地區的社會風貌,實由能源格局問題所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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